西安高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紫薇地产董事长 李维东

　　在第九届中国房地产科学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当前，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快城市空间的开发与创新，助推国际化中心城市的建设，是城市建设者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着力思考的转型课题。自2016年开始，我们即在总结自身发展经验基础上，结合行业大势，瞄准对标伙伴，积极开展专项研究，并将相关成果融入新项目开发中，希望积极探索一条新的城市空间发展路径。

　　新的形势和背景

　　从世界范围来观察，以英国退欧为标志的民粹主义思潮抬头，特朗普当选后美国主动性的全球收缩，全球性技术创新停滞，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猖獗等种种乱象;从中国国内来看，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为特征的“新常态”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

　　综合国内外形势，可以归结为一点———“后全球化”现象———对世界发展造成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加剧，对“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全球化分工和既有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应对当前困局的同时，不能忽略需求侧的管理。为此，国家一方面，致力于提振内需，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各经济板块(带)、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等经济增长极建设。另一方面，着力于培育外需，大力实施“一带一路”，营造以中国为核心的新的世界级增长极，培育沿线后进国家和地区市场和消费动能。

　　动力型空间应运而生

　　让我们再来审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通过空间重构，打造动力型空间的问题。

　　世界银行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全球有半数的经济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这种全球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的现象叫作“空间集聚”。中国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爱辉-腾冲线)以东，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较优的地区，如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

　　当前，中国城镇化之所以行进到深水期的原因之一，即“空间极化”现象亟待破解，中心对外围的“极化效应”远远大于预期中的“涓滴效应”，也就是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所指出的———发达地区对周围地区的阻碍作用和不利影响的回流效应。

　　以城镇化进程中最具发展活力和产业动力的开发区为例，目前普遍面临的一是经济“孤岛现象”，中心吸附力强劲，对外围缺乏带动;二是制度回退，原有的制度红利业已消失，回退为普惠型共享政策;三是产业同构严重，开发区迫不得已竞相比拼土地红利，也埋藏下潜在危机。

　　更为严峻的挑战是，在ABC(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时代，未来已经变迁为个人创意时代，借助技术工具实现远程协作，消弭了产业空间集聚的必要性。

　　鉴于此，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实施空间重构，再塑发展动能，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关键问题是解决体制的深层问题，核心是优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2016年，我基于对宏观大势的分析，结合20年来的行业实践，提出了 “空间重构”———“动力型空间”———以集约、节约土地为目标，以城市新区为主场，以多元化复合型新创空间为载体，特别是关照了城市的功能属性、社会属性、生态属性、发展属性以及美学属性，以“动力型空间+”为手段，努力促进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三位一体”，整合各类社会力量，盘活各类社会资源，通过集聚、支撑、作用于科技型产业，激发产业能量，辐射、带动、赋能于周边利益相关者，打造新经济产业引擎，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助推产城融合。

　　众所周知，空间规划统领一切。因此未来在宏观层面，中国要在以等同欧洲面积的国土空间里，在不同经济区、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间建立内部自相关，再通过梯度落差、内部分工形成巨大内需势能，构建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同的发展极点;在微观层面，无论是早些时候倡导的“腾笼换鸟”、“退二进三”，还是现在炙手可热的动力型地产、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理论和实践，均从属于动力型空间再生产的理论范畴。

　　我认为，新型城镇化唯有坚持宏观、微观两个层次的空间重构，方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经济效率和中长期增长动力，为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打下牢固基础。

　　大西安的标本意义

　　西安作为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国家中心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全国第一、国防科技资源全国第二、科技人才资源全国第三、高校资源全国第四、全国六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以及作为全国地理中心，在协同“郑州-武汉”、成渝发展圈，实现中西部发展方面具有较强的“空间俱乐部”效应。

　　当前，西安正处在“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大西安、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国家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2021年举办全运会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推进和多级政策红利陆续释放的黄金机遇期，正在成为国内外的投资热土和创新创业的热点城市，使得西安具备致力于重构增长极背景下中国城市中的标本价值和意义。

　　特别是2017年初，陕西省委支持大西安建设，将西咸新区划归西安管理，将有效拓展发展空间、创新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能级、放大辐射效应，使西安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大西安的格局和体量。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回到家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陕西正处在追赶超越阶段”的科学定位和“五个扎实”要求，是指引西安站在新起点、抢抓新机遇、实现新跨越的行动指南。

　　与此同时，还要看到西安在15个副省级城市(准一线城市)中，综合评价处于“欠发达”状态，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一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发展不足，大产业带动能力较弱;二是系列国家战略的叠加，暴露出西安发展的制度滞后的深层次原因，这一原因自计划经济而来，迄今尚未改善。

　　因此，西安未来发展面临巨大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这既是机遇，更是严峻的挑战。自王永康2016年底主政西安以来，积极响应“追赶超越”的重要指示，致力于弥补短板，以求迎头赶上。

　　对于大西安增长极的构建，我认为有两条路径：一是以规模取胜，二是以前沿产业创新取胜。前者短期即可见效，但长远观察则内驱动不足;后者周期较长，但内驱力强劲，是增长构建的真正动力所在。

　　一方面，西安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生态资源，吸引央企、名企云集西安，华侨城、绿地、华润、万达、宋城、吉利等重金注入，致力于打造规模化经济增长极。日前，华侨城集团和西安展开战略合作，投资2380亿元打造“周秦汉唐文化+”项目，成为西安史上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依托西安位居是全国空间中心的独特交通区位优势，海航现代物流集团总部落户西安，计划打造西安本土的世界500强企业，京东集团斥资205亿在西安打造全球物流总部。

　　另一方面，依托西工大、西电、交大等各个驻陕院校发力特色小镇，打造技术创新增长极，以西工大“三航”小镇为示范。目前，西安交通大学正在建设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西北工业大学正在建设的“翱翔小镇”“飞天小镇”“飞翔小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正在建设的中国西部创新谷等。这些创新平台和特色小镇的建设，将有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

　　愿景与路径

　　近年来，以空间重构打造动力型空间的实践，借助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正在不同领域和层次间渐次深化。

　　事实上，增长的本质源自技术创新驱动，亦是经济增长极真正动力所在。仅有经济要素在空间的集聚不足以诠释动力型空间的形成，新经济和文化产业对于创造性人才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创意阶层的区位偏好和城市区位与环境之间的匹配关系更显重要。无论佛罗里达的3T(人才、技术、宽容度)，还是格莱泽的3S(技能、阳光、城市蔓延)、3C(创造力、竞争力和凝聚力)，以及兰德里的“七要素”(人员品质、意志与领导素质、人力的多样性于各种人才的发展机会、组织文化、地方认同等)，本质上都是在不同侧面强调创意阶层和环境空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所提及的“动力型空间”，也是创意阶层和创意环境动态交互作用下，实现创意产业、前沿产业差异化生产并专业化集聚的产物。

　　当前，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及西安市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按照省市加快建设西安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贸核心区、全面创新改革示范区的指导意见，高新区提出了《聚力5882实施三次创业 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行动方案。

　　立足现在，围绕高新区实施三次创业、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总体要求，以动力型空间理念为指引，突出行业优势，创新发展路径，瞄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建设运营各类动力型空间载体，打造“泛高新生活圈”，聚集国际化创新创业资源，实现追赶超越发展。

　　展望未来，我们要配合高新区5882战略，积极实施增长极建设，大力发展动力型空间，吸引双创人群。需要强调的是，动力型空间要与城市创新结合起来，首要在于打造城市活力空间，以社区为平台，发展社区电商，家政、商业地产、教育地产等，提升社区活力，共享城市活力。动力型空间还将成为良好的吸引创意型人才的平台，动力型空间所天然具备的发展内涵，也应该衡量未来城市增长极(创意型城市)发展的质量标准。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呼吁在国家层面出台金融、财政、税收等系列辅助性政策，扶持动力型空间建设;加大对文化产业扶持，要以长效机制形成推动模式，将文化、文旅、文创产业置入动力型空间之内;加强对动力型空间再生产的扶持，加大对街区和社区的建设和投入，使社区活力形成城市活力，以城市活力创建容纳高端人才的“抛锚力”和空间黏度。